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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岁当官,65岁冤死

日期:2023-08-08 20:02:25 来源:腾讯网

8岁当官,65岁冤死

也许是巧合,也许是必然,一代帝王封禅泰山后真的天降“祥瑞”。
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那是开元十三年(725)十一月,唐玄宗刚刚效仿祖父唐高宗,完成唐朝二次封禅泰山的历史任务。按照惯例,皇帝东封泰山,天下官员、百姓应当有所表示。因此,唐玄宗刚率群臣下山,等在行宫的礼官就兴冲冲地报告说,有个八岁孩童欲向陛下进献手作颂赋一篇。

听闻八岁稚童能诗善赋,唐玄宗产生了极大的兴趣。

只见这名神童入殿后不卑不亢,向在座的贵人们一一行礼,然后掏出早已准备好的颂赋朗诵起来。唐玄宗见其抑扬顿挫间颇有章法,顿时心生好感,但也担心这是不是当地官员配合出来的欺君把戏。于是,他召来了号称“一代文宗”的宰相张说,命其辨别神童真伪,不要闹出历史笑话。

张说当场出题考察神童的本领,神童均一一回对。出口之快,让旁观的群臣纷纷赞叹不已。唐玄宗大喜,认为此乃上天赐予自己的祥瑞,遂令小神童随驾返长安,授秘书省正字,准其入宫学读书。

这个小神童,就是日后著名的理财大师刘晏。

唐玄宗

01

唐玄宗对年纪尚小的刘晏是寄予厚望的。

秘书省正字虽然官小位卑,但秘书省历来是国朝编撰正史的部门。据记载,唐朝的历史编撰通常出自秘书省著作郎之手,而负责校对、勘验语法、核查史实的,正是秘书省正字郎。让一个年仅8岁的小孩给一群史学家纠错,即便他是神童,显然也超出其能力范围。不过,编撰国史必须讲究“其文直,其事核,不虚美,不隐恶”,身在其中,足以对其一生造成志虑忠纯的影响。这,或许也是唐玄宗怜惜后辈、爱惜人才的深谋远虑。

刘晏并没有令唐玄宗失望。

开元十五年(727)元宵节,已在朝廷供职两年的神童刘晏,获得了与众臣一起出席宫廷宴席的机会。

当时,勤政楼前聚集了一批技艺精湛的艺伎。其中,以王大娘团队的杂耍戏最引人注目,只见她肩扛着一根长长的竹竿,竿头的另一端顶着座蓬莱仙岛的模型,上头还有个小孩拿着红菱挥舞。

从未见过此繁闹场景的刘晏不禁跟着小孩的动作,手舞足蹈。这一幕,恰巧被唐玄宗注意到了。他又想考刘晏的功课,遂将其召至御前,命以“顶竿之戏”为题,作诗一首。

刘晏不假思索,立即吟出了一首《咏王大娘戴竿》:

楼前百戏竞争新,唯有长竿妙入神。

谁谓绮罗翻有力,犹自嫌轻更著人。

才思敏捷让人惊叹。但唐玄宗还是半开玩笑地问刘晏:“卿为正字,正得几字?

刘晏一本正经地答道:“天下字皆正,惟‘朋’字未正得。”

朋字篆书。图源:网络

朋,无论是用篆书还是楷书,其字体看起来都是斜的,而且还有“朋比为奸”之意。刘晏一语双关,说明他知道朝中权相执政、朋党相争的情况,故特意以字为谏。

这再次证明了刘晏作为“国之祥瑞”的价值,也令唐玄宗相信,神童现世,大唐伟业必将万古长青。

02

时光流逝,刘晏幼时看到的繁华景象,到头来被证实是过眼云烟。自玄宗开元末罢免张九龄、委政李林甫起,大唐盛世就已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。

不过,这对于一直身处帝都中心的刘晏而言,影响不大。

作为盛唐年少成名的官员,此时的刘晏已经出落成翩翩君子。在秘书省供职的十余年间,他无一日不想效仿姚崇、宋璟、张九龄辅佐唐玄宗治国安邦。为此,他专门上书唐玄宗自荐外放,不求名位,只愿治事,积攒理政经验。

唐玄宗虽然圣明不似从前,但看到自己倚重的“盛世希望”愿意舍弃名禄到地方上“吃苦”,还是颇感欣慰。刘晏的奏疏刚呈上来,他就大笔一挥,给了山西夏县县令的职务,让刘晏空降并主政一方。

唐玄宗。图源:剧照

唐玄宗安排的夏县,是当时有名的“逃户”县城。所谓“逃户”,就是古代为逃避赋役,流亡外地而失去原本户籍的老百姓。为了减少夏县的人口流失,刘晏上任之前的夏县父母官没少派人跨县抓捕失踪人口,甚至开出优厚的免税条件,劝诱百姓回原籍居住,但收效甚微。

事实上,逃户现象在盛唐时代屡见不鲜。唐玄宗此前曾采纳监察御史宇文融的建议,进行全国性的“检田括户”。要求各州逃户于逃亡之日起,百日内向衙门自首。凡向地方衙门自首的逃户,可选择就地入籍或返回原籍居住,不论逃亡之罪。为了显示官方的诚意,唐玄宗的旨意还重申,就地入籍者,可享受官府给予免除六年赋租、只交户税钱的优惠政策。当然,如果逃户限期不首或故意抗命,唐玄宗也给他们安排了去处——解递边境,附为百姓。至于那些胆敢窝藏逃户,抑或想方设法把逃户变成“奴隶”的,无论官员还是富户,一经发现,通通充军。

政策实施初期,的确收效显著。经过一次“括户”,大唐“凡得客户八十余万(有虚报的成分),田亦称是。岁终,增缗钱数百万,悉进入官”。但,检田括户的部分措施也导致了新逃户的出现。如,逃户就地入籍可享受六年免税的政策,无形中加剧了土著居民与外来居民赋税负担的差距,一些原土著居民见到外来人士免税空间大,也萌生起了当逃户的思想。

刘晏到了夏县,一一走访返回原籍居住的“逃户”,向他们了解外逃的原因。经调查,他发现,此前检田括户不仅有以上政策漏洞,在夏县更出现了豪强转嫁赋税给弱户、自己虚报成逃户避税的情况。

为了查明真相,刘晏想了个办法。他将自己打扮成道士,天天在县衙门口替人算命、断事,并吩咐衙役,暂不受理逃户或穷苦百姓受欺压事件。如此一来,那些有诉求的百姓就只能汇聚于他的摊前,向他诉说自己的不幸,求大师指点迷津。

每及此时,刘晏总要掏出纸笔,将百姓们的诉求记下来,并告诉他们,你是受冤屈的人,这一切都会过去的。

待收集完足够的证据后,刘晏便回衙门升堂,召来犯事人等,逐一裁判。在铁证面前,那些豪强只能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,接受法律惩处。

不多时,刘晏治下的夏县就恢复了正常生产秩序,一改往日颓败景象。

刘晏在夏县的历练,既为他日后主管唐帝国财政打下坚实的基础,也令唐玄宗再一次为他的“神奇”所折服。看完刘晏的述职报告,唐玄宗语重心长地落笔:“古之善政,贵于足食,将欲富国,必先利人!”

“足食”“富国”“利人”,自此成为刘晏毕生的座右铭,为中唐之后的天下安稳提供了理论依据。

03

尽管刘晏在夏县政绩卓著,但仅凭一己之力,他显然无法改变大唐盛世即将落幕的格局。

天宝十四载(755)十一月,胡人边将安禄山打着诛灭奸相杨国忠的旗号,起兵反唐。由于安禄山反叛前一人兼任平卢、范阳和河东三镇节度使,控制着黄河以北的大片区域,唐朝又重外轻内,唐玄宗竟一时半会凑不齐防御关中、河洛的部队。安禄山大军一路南下,仅月余就攻陷洛阳,朝长安飞奔。唐玄宗闻讯,只能仓皇西逃。

安禄山。图源:剧照

安史之乱爆发时,刘晏在长安任侍御史。皇帝西狩,仓皇之下竟也顾不上他。刘晏只能根据叛军的走向,避居襄阳,蛰伏以观时局。

唐玄宗西逃倒是没了往日神气。他不管不顾,一头扎进“难于上青天”的蜀道,太子李亨只能另觅他处,在群臣的拥护下,北上灵武,收拾残局。天宝十五载(756)七月,李亨在灵武即位称帝,改元“至德”,史称唐肃宗。但在此之前,唐玄宗已诏令天下,授予永王、丰王、盛王等三位皇子兵权,令他们分管西南东道、岭南、黔中、江南西道等统共十一路兵马。

这下,给本就动荡不安的唐朝政局再添隐患。

永王李璘奉命坐镇江陵,控制着江淮地区的赋税。眼下北方战火纷飞,挽救大唐最好的方法便是效仿东晋,借助江南经济打持久战,将安禄山集团耗死。因此,永王未加请示就拥兵自立,并以讨逆之名派人前往襄阳邀约刘晏入伙。

刘晏明白玄宗尚在,若跟从了李璘,无异于宣布自己造反。所以,他一面固辞永王使者的求贤,一面越级给当时的宰相房琯上书,向朝廷报告了永王图谋割据之事。后来这封信辗转到了唐肃宗手上,他得知永王要造反,遂令其“归觐于蜀”,希望永王回到唐玄宗身边,免得兄弟兵戎相见。然而,永王此时已听不进去。

值得一提的是,永王李璘请不动刘晏,却请到了一代诗仙李白。当时,闻玄宗奔蜀,李白遂沿长江西上,入庐山隐居。李璘的大军坐镇江南,诗仙也想为国尽忠,于是入永王军营出谋划策,顺便发挥自己的创作天赋,写了十一首《永王东巡歌》,将永王吹捧了一番。但永王军队很快遭到唐肃宗派来的大军围剿,旋起旋灭。

而刘晏与李白,因为不同的选择,在历史的终局里留下了不同的身影。李白人生的最后五六年,由于“谋反”之罪名,过得栖栖遑遑;刘晏则凭借举报永王造反之功,继唐玄宗的信任之后,又受到了新君唐肃宗的信任。

04

永王之乱被平定的当年,至德二载(757)正月,安禄山也被其子安庆绪和宦官李猪儿合谋杀死。唐朝官军趁势发起战略反攻,安禄山的部将史思明投降,被唐肃宗封为“归义王”。随后,长安、洛阳相继被收复,人们也开始对大唐再造盛世满怀憧憬。

然而,待唐朝中枢放松警惕后,史思明又举起叛旗,战乱再起。

史思明。图源:剧照

安史之乱几番折腾,大唐财政濒临崩溃。唐肃宗只能加紧敦促户部官员拟定财政策略,稳定民心。考虑到国库入不敷出,宰相第五琦提出了两项重要措施——榷盐法和铸行大钱。

第五琦认为,要在短时间内使国库充盈,必须“榷盐”。具体做法是,在各地设置监院,鼓励盐业生产,并免除盐业生产劳动者的徭役,让他们安心产盐、晒盐,而其所产之盐只能卖给官府,官府再以每斗加时价百钱售出。同时,地方应大力打击私盐私卖,维护官家产盐业的利益。

第五琦的榷盐法确实在短期内提升了国库收入,但接下来,他的铸行大钱,却又将百姓推向了水深火热之中。

出于战争经济的需求,第五琦请铸乾元重宝,规定新币以一当十用。因战事延长,第五琦又发明了一种乾元钱,规定百姓可以以一当五十用。但这些新币发行时,唐朝中央并没有明令禁止使用前币以及打击私铸货币。因此,乾元钱一出,市面上流通的开元通宝、乾元重宝就不断贬值,米价腾飞。吃不饱饭的百姓和部分僧人,只能砸锅卖铁,屡屡犯禁。长安城内的犯罪率直线上升,逼得唐肃宗只能另找贤良安抚民心。

唐肃宗。图源:剧照

刘晏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接任了京兆尹。

考虑到刘晏从前治理地方颇有政声,唐肃宗将中央财政大权连同地方治理通通交给他,并计划让其以首都长安为试点推行经济改革。与此同时,原先掌管度支、铸钱、盐铁大权的第五琦也被贬黜。

以“足食”“富国”“利人”为准则,刘晏上任伊始就告诉唐肃宗,保障农业生产是恢复大唐经济的基础。为此,他上山下乡走访调研,总结出了一套办法:“当府蒿荒地,其本户有能复业,请蠲免三年差科;如无复业者,请散给居人及客户并资荫家,随例纳官税,所冀田亩不荒。”意思是,只要长安城内有荒地,就要让百姓抓紧耕种。但凡有人认领了荒地,官府就要蠲免他三年差役,鼓励生产。如果荒地并无合适的生产者,朝廷也可考虑将这些荒地按比例赐给流亡于此的人,鼓励他们生产,并让他们按例缴纳各项赋税。总而言之,土地不能荒废。

这一举措,有效地稳定了长安的民心。之后,他又针对第五琦铸行大钱引发民怨一事,拿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。

上元二年(761)六月,刘晏给唐肃宗递交了一个“三赢”的方案。首先,刘晏给了下台的第五琦一个漂亮的台阶,他称第五琦的改革是“因时立制,顷议新钱,且是从权,知非经久”。随后,基于第五琦的改革措施,刘晏提出自己的建议,将乾元钱的价值从“一当五十”折为“一当三十”,开元通宝及乾元重宝通通“以一当十”,以此来缩小几种货币间的买卖差价。最后,刘晏建议朝廷缩减乾元钱的发行量,并大力打击私铸货币行为。

经过刘晏一番折衷的变通,皇帝的体面、朝廷的公信力以及百姓的归心均得到了有效安抚。

然而,唐肃宗时代的官场毕竟不同于前朝。京官能力过强,不仅容易得罪皇帝,更免不了要遭到同僚的嫉妒。刘晏的经济改革刚有成效,他本人就被司农卿严庄诬陷“常矜功怨上,漏禁中事”。

所谓“漏禁中事”,就是说刘晏大舌头,喜欢爆宫内秘闻、皇帝隐私。虽然这件事情查无实据,可唐肃宗偏听偏信,刘晏也就只能莫名背了锅,被贬离京外任。

05

是金子,任何时候都是发光的。刘晏下放地方不久,宝应元年(762),唐玄宗、唐肃宗相继驾崩。两位皇帝的去世给了刘晏再度起复的机会。

即位的唐代宗最宠信的大臣当属宰相元载。元载交好权宦李辅国,又掌大唐财政,权倾一时。但他手里度支江淮转运事务繁杂,与大唐国库出入息息相关,所以亟需一个颇通刑名钱谷的同僚替自己分担。

恰好,历仕玄、肃两朝的刘晏善管财政天下皆知,加上唐代宗本人对刘晏也十分器重,元载一推荐,刘晏立马复官。

然而,刘晏重掌江淮转运,困难却远比想象中复杂。当时,唐都长安所在的关中,虽有沃野之名,但因地形地势制约,产粮不要说不足以备水旱,就连日常供给都城百姓也捉襟见肘。

关中不行,唐朝统治者自然盯上了更加富庶的东南鱼米之乡。可是,从东南运粮至关中,必经运河入淮河走汴水再转入黄河。不仅路途遥远、水情复杂,而且东南运粮进河洛、走关中这一路,基本都是安史之乱期间受乱最严重的地区。正如刘晏所说:“函陕凋残,东周尤甚,过宜阳、熊耳,至虎牢、成皋,五百里中,编户千余而已。居无尺椽,人无烟爨,萧条凄惨,兽游鬼哭。”

更难的是,当时“东至淮阴,西临蒲坂,亘三千里,屯戍相望。中军皆鼎司元侯,贱卒仪同青紫,每云食半菽,又云无挟纩,輓漕所至,船到便留,即非单车使折简书所能制矣”。

看看吧,从淮河到渭水,方圆三千里,官军普遍缺衣少食,一个个仗势如王侯将相,见到漕运船便就地截留,要求他们留下买路钱。如果让这群官军去保漕运安全,估计运粮船还没入关中,就被抢得颗粒无剩了。

这也不行,那也不成,刘晏还有什么办法?

疏浚河道,或许才是完成唐朝“南粮北调”工程的重要环节。于是,他亲自带人赶往扬州,发动民工,淘挖淤泥,疏通河道。考虑到这些民工及疏浚运河的官军也需要粮饷开支,刘晏便将朝廷的盐政税收与官军疏通运河事务挂钩,实行以工代赈。

在接触盐政事务后,刘晏顺便改革了第五琦当初榷盐法的漏洞。

刘晏认为,唐朝盐区虽广,但并不需要在天下四方皆设立盐务官员。“盐吏多则州县扰”,盐务办得好坏,与在职官员数量多少无关。唐朝办盐,宜精简机构,压缩行政开支。他利用盐运使的身份,于盐区设置盐官,让他们直接收购盐户手中的盐,再转卖给商人,听凭商人自行买卖。其余各地州县不再设置盐官,让底层百姓及地方商人有卖盐牟利的空间,以此富民。

为了降低漕运船被劫的概率,刘晏又向朝廷提出“每造一船,用钱百万”的意见。官船坚固一来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漕运船沉没的问题,二来沿途即便有不识相的官军起了歹心,要劫走官运物资也绝非易事。

尽管许多官员认为此举铺张浪费,但刘晏不为所动,他利用盐政之利,在扬州造了十座造船厂,采取承包到户的方式,由政府包工包料分发给民间手工业作坊,让他们参与官船改造。

到了永泰二年(766),唐朝正式设置常平使,唐代宗特让刘晏和第五琦二人负责常平天下事务。

“常平”是古代稳定物价和调节商品供需的一种措施。常平法起源于西汉,指导思想来自理财专家桑弘羊以及战国改革家李悝的“平准”。常平法最早从粮食入手,历朝历代都在都城及帝国重镇附近设立常平仓以贮粮备荒。为了稳定粮价,唐初中央曾设立“常平本钱”制度,由地方政府管理,在粮食丰收之年加价从农民手中购买粮食。待灾荒发生时,再低价贱售粮食及种子,让百姓度过艰难的日子。但自安史之乱起,常平仓及常平本钱制度就形同虚设,这变相加重了唐朝市民百姓阶层的生活负担。

安史之乱结束后,唐代宗立即着手对常平制度进行恢复与改革。刘晏上任后,利用独特的商品经济思想,进一步扩大常平仓的存储。这时的常平仓已不仅收购谷物、平籴谷价,还被运用至唐朝境内的各行各业。

当时,刘晏所在的扬州,是唐朝最发达的商品集散地。当地百姓从事手工业及商品贸易居多,刘晏便把常平之法运用到这些商品上。他运用手中掌握的帝国财脉,率先在扬州大量收购手工制品、日用杂货、土特产等,建立常平仓,再以漕船运到汴州和关中等地,实现“市轻货以送上都”的目的。总之,贱买贵卖,打通各州手工业品的销路,促进地区商品经济的稳步发展,这就是刘晏的超前理财思维。

大运河扬州高邮段,岸边为镇国寺塔。图源:图虫创意

经过刘晏的改革,唐朝盐政、漕运等事业一度中兴,史书称“自是关中虽水旱,物不翔贵矣”。

06

然而,无论刘晏多么任劳任怨,为唐王朝贡献才智,依旧换不来一世平安。

大历十四年(779)五月,唐代宗李豫驾崩,唐德宗李适即位。唐朝国运在漕运、盐政等改革下有了些许复兴的迹象,但大乱初定、内讧不断,总体而言,天下依旧处于积贫积弱的状况。

就在此时,刘晏出事了。

建中元年(780),刚升任宰相的杨炎跑到唐德宗面前告发刘晏。杨炎声称,刘晏与前兵部侍郎黎干、宦官刘清潭曾合谋劝唐代宗立独孤贵妃为皇后,并改立太子。

唐德宗是唐代宗皇后、吴兴才女沈珍珠之子。当初,因安史之乱,沈氏与唐代宗曾走散,流落于洛阳掖庭。后来,战事稍稳,唐代宗夫妇于洛阳重遇。考虑到长安兵荒马乱,唐代宗并未第一时间将沈皇后从洛阳宫中接走。由此,当“归义王”史思明再陷洛阳后,沈皇后至此下落不明。没了沈皇后,唐代宗独宠独孤氏。即便后来独孤氏因病过世,唐代宗也要留其尸身于宫中三年。种种举动,难免让年幼就失母的唐德宗心里起了疙瘩。

不过,对于杨炎的告发,同为宰相的崔祐甫却替刘晏说了句公道话。他说,刘晏党附之事没有真凭实据,更何况唐德宗即位时就大赦天下,如今再为如此“莫须有”之事耿耿于怀,怕会失了皇帝的体面。

杨炎见一计不成,转头又跟唐德宗聊起宰相的权力。他指出,刘晏一人掌管盐运、漕运、度支,还兼领尚书省事务,权势过大,不得不防。

唐德宗对杨炎偏听偏信,刘晏主管唐朝财政的工作生涯就此终结。

但,杨炎并未打算放过刘晏。

杨炎是前宰相元载的党羽。尽管元载对刘晏在漕运、盐政事务的起复上也有过提携之恩,但刘晏对元载却鲜有好感,因为元载是唐朝少有的大贪官。元载被治罪抄家时,家中被抄出八百石胡椒——那时,胡椒作为奢侈品,有很强的经济效益。元载的贪腐可见一斑。

对于这样的上官,刘晏反感至极。后来,唐代宗令刘晏与御史大夫李涵、散骑常侍萧昕、兵部侍郎袁騕、礼部侍郎常衮等共同审理此案,刘晏没有徇私情,不仅把元载一家赐死,杨炎、王昂、韩洄、包佶、韩会等“元党”重要党羽也遭到不同程度的打击。

结果,刘晏的秉公执法倒成了终结自己仕途的羁绊。

作为曾经的“元党”,杨炎复仇来了。说服唐德宗贬谪了刘晏之后,杨炎又故意提拔与刘晏有私怨的庾准做刘晏的上司,让他到当地去收集刘晏谋反的罪证,如此,唐德宗便有了杀刘晏的理由。

最毒的是,杨炎建议唐德宗先杀刘晏,随后再暴其罪行,令天下讨之。

就这样,建中元年(780)七月,65岁的一代“救时计相”刘晏冤死驻地。刘晏死后十余天,唐德宗才公布他的罪行,并令杨炎全力抄没刘家。谁知道,刘晏掌财几十年,家中只有“杂书两乘,米麦数斛”,与他生前为帝国创造的巨额财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
随着刘晏的死去,唐朝终究错失了重返盛世的机会。刘晏死后次年,由他一手改革的漕运、盐政也毁于一旦。因唐德宗刚愎自用,建中之乱爆发,唐朝从此陷入了被藩镇牵着鼻子走的境地。

而利用刘晏的理财思想,各地藩镇不仅实现了财政自留,更一步步壮大,成了未来争夺天下的主力。这是一代忠臣刘晏的悲哀,也是对唐王朝不辨是非、滥杀人才的讽刺。

“天下字皆正,惟‘朋’字未正得”,谁还记得刘晏年少时的洞见,竟是如此深刻,以至于照见了自己以及一个王朝未来数十年的归路!

参考文献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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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宋]司马光:《资治通鉴》,中华书局,2009

齐涛、马新:《刘晏杨炎评传》,南京大学出版社,2011

刘守刚:《财政中国三千年》,上海远东出版社,202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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耿振东:《轻重学说在唐代的接受与实践》,《管子学刊》,2010年第1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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